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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传统文化·农耕文化

内容:古代民俗、国学经典、中华医学

 
 
 

日志

 
 

【选编】孟子的仁政思想  

2008-10-15 11:21:28|  分类: 儒家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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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仁政,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对仁有许多解释,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概念——仁政,是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没有提出“仁政”的概念,而孟子多次使用“仁政”一词。从纵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从横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从他的人性理论发展而来,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实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有时也称“王道”、“王政”等。

 

1、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的贵民思想,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

 

2、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仁”的含义】 《孟子》一书总共不过三万五千字, “仁”字就出现了150次,可见孟子对“仁”的重视程度。“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在此,仁与人互为表里,合而言之即为“道”;人是道的主体和归宿,因此办一切事情都应以“人”为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仁”。这也是孟子思想的灵魂。在“仁”的重要性上,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仁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所在,舍此人们将无所适从。仁政思想便是在这一思想基奠上展开的。

 

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孟子主张人先天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要求努力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

 

性善论是仁政的伦理基础和哲学依据。 任何政治思想的基础是它对人性的理解和界定,不同的人性观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孟子的性善论为仁政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孟子的“德治”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他主张人先天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要求努力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为“四端”,此“四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而它们正是仁、义、理、智“四端”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 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公孙丑上》)。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告子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君主的善性体现在治理国家上,就能够倾听百姓的呼声,关心百姓的疾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孟子把是否能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提升到国家存亡兴废的高度来认识,“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 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离娄上》)。

 

与人性理论相联系,孟子提出了独特的内向修养理论。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但为什么现实社会中又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事呢?孟子认为现实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没有道德,而是人自己丢掉了善良的本心.因此他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放弃或失掉的“本心”,正因为有了这一基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实施。

 

【仁政的主要内容】在《孟子》一书中,关于孟子劝诫诸侯国君实行“仁政”的史实,有许多记载。从总体上看,孟子的仁政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政治上,要以民为本。孟子最早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民本思想,这在中 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总结历代王朝兴废存亡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得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离娄上》)他还一再告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共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孟子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君主“省刑罚”,教育百姓去修养孝悌忠信,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仁政的核心是政治方面的重民。

 

孟子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汤放桀”、“武王代纣”的正义行动,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力,肯定解民于倒悬的正义战争。但他反对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非正义战争,指斥“春秋无义战”。对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频繁地发动战争,攻城略地,他更是痛恨至极,怒骂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帅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在当时激烈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当中,看到了民心的向背对于国家政权的安稳的决定性意义,所以他特别强调“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这一对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民心代表天意。孟子承袭孔子的天命观又加进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以民心而察天意。人可以通过“求其故”的途径而知天命,“福祸无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公孙丑上》),对人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在哲学上孟子提出了“万物皆有备于我”的著名观点和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模式,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心性哲学的源流。

 

 2、经济方面。仁政的基础是“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这是政治稳定的基石。孟子强调保护小农经济,以此来维持和改善老百姓的生计,从而奠定政权稳定的基础。

 

其具体措施,首先是“正经界”即实行“井田制”、“薄税敛”即减轻人民负担等国家经济政策,以及“不违农时”、“深耕易耨”等遵循生产规律的主张。战国时期井田制已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把土地问题看作是仁政的首要问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就是地块之间的边界,即指土地。孟子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方式,是幻想着把古代的井田制稍加以“润泽”,便可以在当时实行。孟子恢复井田制的主张固然过于理想化,不合时宜,但孟子建议的实质是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其次,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爱人的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征发徭役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与薄税敛是封建农业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仁政的重要内容。孟子多次谈到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说:“不违农时,毂不可食矣。”他要求“薄税敛”,怒斥奢侈挥霍、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率兽之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者也。”孟子反对杀鸡取卵似的剥削,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上要“制民之产”。他清醒地认识到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梁惠王上》),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使百姓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儿。好的年成可以丰衣足食,遇到坏年成,至少不至于饿死。“制民之产”就要重新划分田地,使百姓有自己的田地,同时,要保证百姓“不违农田”、“勿夺其时”、“薄税敛”,做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告子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人民有“恒产”,就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3、军事上,要兴仁义之师。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人民苦不堪 言。孟子认为这些战争都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离娄上》),他严厉地批评当时的统治者“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但是,孟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大一统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主张兴仁义之师。国君使人民有“恒产”,又爱民如子,就可以“以天下之至仁伐至不仁”,被征伐国家的人民也翘首以待,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统一中国。

 

    4、法律方面。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进步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孟子提出具体的仁政措施】  

 

1、仁政的基本内容是确保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再施以教化。

  

孟子提出的仁政具体措施的基础是保证民众拥有固定的土地和其他生活资产,在此基础上,进行道德教化,使民众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并将这种伦理关系推广到政治生活,在政治生活中忠诚统治者,安于被治者的地位。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详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梁惠王上》)

  “王如能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 (《梁惠王上》)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滕文公上》)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2、奉行仁政的必要条件是君主尊重贤人,接受贤人教诲。

  

孟子事实上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不平等的,所以,虽然人的本性都有善端,虽然人人都可以通过修养而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一定要得到那些已经认知了仁的先觉者的教诲,才可以,君主也是如此,只有得到道德先觉者的教诲才能够发展内在的善性,奉行仁政。轻视贤人,或者表面上尊重贤人,实际上却并不听从其教诲,是君主不能奉行仁政的原因,孟子对他们持批评态度。所以,孟子十分突出贤人在政治生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万章上》)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公孙丑下》)

  “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离娄上》)

  “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 (《公孙丑下》)

  “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尽心上》)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天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公孙丑上》)

  “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公孙丑下》)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梁惠王下》)

  

3、选拔人才、任用官吏。

  

在孟子看来,官吏的使命是协助君主奉行仁政,一方面,官吏要帮助君主修养仁德,一方面,要在自己管辖的领域内实现仁政。做官吏的人一定要具有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操守,贤人是最理想的官吏。君主任用官吏的目的是让他们协助自己奉行仁政;贤人入朝作官的目的是行仁于天下,因此,规范君主和官吏之间关系的准绳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孟子认为,君主与官吏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对等性的,君主只有善待官吏,官吏才能忠诚君主。君主首先要崇尚人才,选拔人才,让贤者身居高位,并采纳、实行贤人的主张。不任用道德低下的人。赏罚有度。贤人如果要做官,就跟随追求仁德的君主,辅佐暴虐民众的君主,就违背了为官的目的。官吏要以仁道事君,忠于职守,不可辜负官吏的使命和地位。

  

a  君臣关系: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离娄上》)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b  为君之道: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滕文公上》)

  “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謏之人至矣。与谗谄而谀人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告子下》)

  “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滕文公下》)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下》)

  

c  为臣之道:

  “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

  “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尽心上》)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

  “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公孙丑下》)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尽心上》)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

  “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公孙丑下》)

  “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 (《公孙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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