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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园地

内容:古代民俗、国学经典、农耕文化、中华医学、神话故事等

 
 
 

日志

 
 

【选编】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  

2009-12-20 20:37:43|  分类: 文化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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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以何晏、王弻及其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在言行和作品中否定两汉以来的传统价值观,提倡不为物累、任性自恣、风流潇洒的人生态度,这一思潮在文学史上被称为魏晋风度。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时期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残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悲天悯人有济世志的士人都茫然不知所之。在无比黑暗的处境中,在迷惘中,魏晋士人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士人都格外地珍视个体生命,自觉地地积极地思索生命的价值以及保全并完善生命的途径。这种种自觉、急切以至于狂放的追求方式,构成了魏晋士人独特的存在方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风度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魏晋风度的表现方式】

 

由于他们强调人的个体需要和欲求的合理性,因此一些当代学者将这一文化现象的思想意义概括为人的觉醒。只要一提魏晋士人魏晋风度,人们便会立即联想到魏晋士人的这些特殊的与酒、与药、与山林相伴的脱略形骸的生命方式。而名士们的饮酒情态恐怕比服药给人的印像更深。《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大量饮酒名士的不同寻常的言行。如:“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进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日:‘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不辍,神色自若。”有意表现出对虚伪的礼法和虚伪言礼之人的鄙视。阮籍本就是性情中人,率性任真,只是当时的形势不容他实现自己的真实意愿。他既矛盾又清醒,他自己放浪,是万般无奈,但他却不赞同自己的儿子任诞作达:“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可见这样任达并非自然的、发乎内心的,而是不得已做作出的一种姿态,有深沉高远之思的阮籍们,当然不愿以如此过于表现的形容举止来表白自我。

率性而动、慷慨任气以及服药饮酒、扪虱而谈等等放荡不羁的行为只是魏晋风度的表象。产生这种表象的内在精神,却不是这些形迹本身所表现出的绝对自由精神。魏晋风度推崇的是性情中人。什么是性情中人,至今没有合理和普遍接受的解释。我想大致的意思是不为世俗所累,可以活着很自我的人。由此联想到:现在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性情中人的越来越多,意谓自己有个性和创造性。事实上呢,有钱有势的人不会作性情中人,他们老是戴着假面具;没钱没势的人不能作性情中人,他们没有那份潇洒的条件。所以有学者说,魏晋风度已是遥远的绝响。可能有人不接受这一说法,说某某就是性情中人嘛。其实是他在某种特定场合可能会很放开,甚至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但大部分时候只是一本正经,即使开玩笑也是很有分寸和目的性。

魏晋风度的表现有这样几种,通过这些方式,而展现出名士的精神气质与贵族风格。我们加以大概地介绍:

 

1、饮酒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所谓“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末七位人士的称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阮籍是其中最喜欢饮酒的名士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东晋有个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是很到位的。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再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者,从他所作《酒德颂》来看,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王卫军云:酒正引人着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这些都说明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还有的借饮酒来装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2、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也谈到服食五石散,说在当时是有钱人的一种时髦,穷人是消受不起的。由于服食五石散后发热,服食者往往要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于是不吃药者也附庸风雅,跟着名人将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许多吃不起药的人会在路旁假装药性发作以摆阔气,一副生怕不服食就跟不上时代的样子。鲁迅先生形象地说:“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有人认为这种风尚与今天的吃摇头丸差不多,其实我认为二者的精神追求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加以比方。

 

3、两性解放

这里所说的“两性解放”,并不是今天所谓“性解放”。而是指男女关系的进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精辟地指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从两性关系的内容之中,可以判断出每一时代中的文明程度。魏晋名士在男女关系上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它通达而不荒乱,不同于南朝宋齐宗室的淫荒。有些性情中人,如阮籍之辈常常做出一些荒诞之事。如《世说新语?任诞》载: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阮籍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妇女通达而不设防的心态。这种“不设防”可谓是当时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通道。再如阮籍的嫂子回娘家时,阮籍与之话别,按当时的礼俗,叔嫂不通问。为此有人说他不遵礼度,阮籍没有理会,反而说:“礼岂为我辈设那?”意思是礼教难道是为禁锢自己而设立的吗?这句话实际指出了礼教不应成为男女互防的围挡。阮籍批评礼教的意思并不在于为放纵情欲辩护,而是去掉两性交往的障碍。

再比如,三国时魏国名士荀粲(字奉倩)虽然是荀彧之子,但思想和为人却与其父大不相同。荀氏本是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荀彧是曹操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东汉末年儒林重镇。其子荀粲却服膺老庄。他曾经公开说过,女性主要以容貌情感来取悦男性,不必拘于德才。《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荀粲娶大将军曹洪的女儿为妻,其妻美貌温婉,深受他的喜爱。爱妻患热病,荀粲不惜受时人讥诮,为了给爱妻物理降温,竟然大冬天在户外先自凉身,然后以身熨妻为之降温驱热,然而妻子不久还是病故,荀粲也哀伤过度,不久死去。这段轶事记载了中古时代一位至情至性的男人为情所陷以及爱妻去世后的悲苦。《世说新语》用“惑溺”二字概括这一类行为,表面似乎是在批评这些名士的沉溺情感不能自拔,实际上是暗中叹赏这些名士的放荡,也反映了作者刘义庆的伦理观与审美观。当然,魏晋与南北朝朝代在皇室贵族之中,淫乱之事也不少,但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名士风度是两码事。

 

4、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中曾说“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指出了东晋年代山水文学勃兴的事实。在偏安江左的时候,士族文人徜徉于江南秀丽的山水景色之中,优哉悠哉,其乐无穷。谢安在今天的浙东一带邀集王羲之等人带着歌妓等肆意游山逛水,说“我卒当以乐死!”

 

5、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过去有所谓“清谈误国”之说。《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政权临川王刘义庆所编著的一部笔记小品,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魏晋间的名士轶事。是六朝著名的笔记小品,其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其中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玄学与清谈的动力在于人文与智慧的融合,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从现有的关于《世说新语·文学》的资料来看,当时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比如下面一则记载为人所熟悉: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这则故事说的是孙绰与许询关于清谈论辩的事,两人都是清谈高手,故而反复论辩也难分高低,直至忘了进食,侍者热了几次依旧没能进餐。最后干脆两人斗气上火,然而毕竟是名士,所以斗气的话也变成了隽言名句。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名士清谈之苦与较真。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机锋迭出,呈现出一些新的思想,类似于后世的禅宗机锋,这是书写时往往比不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比如:“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这里所说的名通,其实正是机锋创造的感悟,是正常思维下往往得不到的。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妙悟之先河。

 

6、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魏晋文学批评,着眼于人的生命体验,从人生活动的各个层面去解析文学的特点与功用。不仅在观点上有着根本的突破,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开创了将人生活动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思路。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注重从鲜活的现实人生中去汲取文艺批评,而不仅仅是从经学章句去演绎文艺批评,这也是六朝文艺批评不同于两汉官方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然,魏晋之后的南朝即宋齐梁陈,世族地位下降,南朝的开国君臣大都起于寒素,有些人本身就是无赖。这些人一旦骤富,贪欲更甚于地位稳固的世族中人。如梁将鱼弘为官时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居然公开宣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这个梁朝贪官,将六朝末期官僚醉生梦死、贪婪无耻的心态暴露无遗,与今天的巨贪相似,与魏晋风度无关。

 

 

【魏晋风度的分期】

 

  1. 正始时期。

  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

  “贵无”思想,认为老不及圣,圣人未必无情,体用如一,本末不二。调和儒道即明教与自然。

  2. 竹林时期。

  以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向秀(227-280)为代表。(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

  “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与自然未必相和,故崇无崇无,反对名教。

  “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嵇康《声无哀乐论》

  “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嵇康 《达庄论》

  “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阮籍《大人先生传》

  3. 元康时期。

  以裴頠(263-300)、郭象()为代表

  “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也。”——裴《崇有》

  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明教与自然不分,或说,本无所谓的明教与自然之分,天地万物乃至人事,不过一“自然”耳。自然即是性、命,故应“无待”、“适性”。

  “命也者,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王《大宗师注》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王《养生主注》

  “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者,故曰性。”——王《山木注》

  “圣人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终日挥形而神奇无变”——王《大宗师注》

  圣人可以“戴黄屋,配玉玺”、“历山川,同民事”而无改其为圣人者。

  “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王《逍遥游注》

  魏晋玄学至郭象以至极致。

  4. 东晋时期。

  以道安、张湛为代表。张湛:“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例子注》

 

 

【魏晋风度的基本主题或特征】

 

  1. 自然的发现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83页。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陶渊明《归园田居》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 《晚登三山还忘京邑》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以玄对山水”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康

  2. 深情的发现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陆机《文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诗》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

  3. 玄谈

  或称之为清谈。以三玄为宗:《周易》、《老子》、《庄子》。魏晋真名士,非于世无涉,在其放达归隐之际,心怀家国、人事,然世道不济,才无所用,故多为出世之流。清谈,一则因其社会,一则因其情节清逸。所论者,皆为老庄之言,志在玄远高洁之境。

  4. 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者,任自然。放达无羁,不事权贵,既于入世之时,亦心怀出世之志。所谓“形在庙堂之上,而心怀江湖”是也。此间真名士,性真情纯,形容俊逸飘洒,常为越礼之姿势仪态。后人多垢之。然真名士者,非为作态效颦,率性之举也,以成就一潇洒之人生境界。

  魏晋间,名士多为文学艺术名流,其作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错彩镂金之俗美,佑军之书清洒飘逸,一反隶书之厚重之气。陶诗亦清纯淡雅,入于悠然之境。明教多入世之志,虽有入世之志,然多以礼教、名实束人,况乎其间家国之乱甚矣,故魏晋之流多退而任自然。

  魏晋之风,可谓人、文自觉之肇始,思想解放发端也。

  5. 音容笑貌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同上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同上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 ,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1、嵇康(224—263)

    三国时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2、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3、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4、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5、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6、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7、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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